提一盏小灯 赴一场元宵盛会

        那多半是我十岁以前的元宵节了。记忆里的正月十五，总是跟雪搅在一起的。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大雪，而是薄薄的一层，像是夜半时分，天上有人筛下了一层面粉，均匀地洒在屋顶上、墙头上和那光秃秃的树枝上。天黑下来，那雪便幽幽地泛着光，衬得四下里倒比往常亮堂些。

        街上早已是人声鼎沸了。我骑在父亲的脖颈上，这便成了我最高的瞭望台。父亲的肩膀很宽，也很稳，我抱着他的额头，能感到他说话时头顶的震动。眼前是一片黑压压的人头，都往一个方向涌动着。空气里是寒冽的雪的清味，却又混杂了糖炒栗子的焦香，和不知从哪个摊子上飘来的、滚热的元宵的甜糯气味。这气味是黏稠的，暖洋洋的，像一只手，软软地把你往那热闹的中心里拉。

        最热闹的，自然是那灯。

        如今回想起来，那些灯其实算不得多么精巧。没有如今琉璃厂里卖的那种走马灯，一转起来便是全套的三国水浒;也没有用细绢裱成的仕女或佛像。多是些简陋的纸灯，用红纸糊的，圆鼓鼓的像个小南瓜;或是四方的，像个小屋子。但胜在多，胜在密。沿着街两边，一家铺子挨着一家铺子，门口都扯起一根麻绳，上面密密麻麻地挂着自家的灯。风一吹，那些灯便晃晃悠悠地动起来，红的、黄的、粉的光，便在地上、在人的脸上、在积雪上，流淌成一片朦胧的、温暖的河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最眼馋的，却是别的孩子们手里提着的小灯。那灯也简单，一个竹篾编的架子，糊上红纸，底下一个小木板，木板上钉着一根铁钉子，用来插一小截红蜡烛。一根细绳拴着，挑在一根小木棍上。我那时便从父亲肩头扭着身子，指着那些提着灯、慢慢在人缝里钻来钻去的孩子，嘴里含糊地嚷着。父亲便把我放下来，也去给我买了一个。我不记得那盏灯后来是如何在我手里东倒西歪，蜡烛又是如何烧尽了，只记得最初提着它的那一刻，心里那份得意与庄严。仿佛我不是走在一条满是积雪的土街上，而是提着一盏能够照亮整个黑夜的神灯。那一点小小的、颤巍巍的烛火，在凛冽的空气里，竟也暖得灼人。

        灯的最高潮，是在街的尽头，一片空旷的场地上。那里正“放盒子”。所谓“放盒子”，便是不知哪一辈传下来的，将烟花一层层地码在一个巨大的纸盒里，用火药线引着，一层一层地燃放。先是“哧”的一声，一股火树银花喷薄而出，金光四射，照着周围人们的笑脸。接着，那盒子里会吐出几个火球，“嘭”地在半空炸开，变作红的绿的星雨，簌簌地落下来。人们便一齐仰起头，发出一阵“噢——”的惊叹。那亮光照在每一张仰望的脸上，那些脸上的皱纹似乎都给熨平了，只剩下孩子般的惊奇与欢喜。我挤在人堆里，仰得脖子都酸了，只觉得那天空像一个巨大的、黑丝绒的幕布，被这些转瞬即逝的光焰，绣上了一朵朵奇异的花。

        后来呢?后来是跟着父母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。热闹远了，灯也远了，只有手里的那个小灯笼，还固执地亮着一点微光。四周忽然就静了下来，静得能听见自己踩在雪上的咯吱声。那条回家的路似乎比来时长了许多，也黑了许多。风刮在脸上，是刀子似的冷。

        一迈进家门，一股热气便扑面而来。屋里暖烘烘的，灶上还坐着锅，母亲去给我盛一碗煮好的元宵。我坐在炕沿上，双脚悬空，晃荡着。方才的灯火与喧闹，好像是一场隔世的梦。只有母亲端来的那个白瓷碗里，几个雪白的元宵，挤在一起，浮在清亮的汤里，冒着袅袅的热气，是真实的。我用勺子舀起一个，吹了吹，小心地咬一口，那甜糯的、滚烫的黑芝麻馅儿便流了出来，一直暖到心里去。

        窗外的夜空里，偶尔还会传来一声沉闷的炮响，远远的，像是梦的余音。而碗里的元宵，却是实实在在的，是人间的，温存的甜。那热闹是他们的，也是我的;但那暖，终究是这一碗里的。